代尔亚辛大屠杀：恐怖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基石

1948年4月9日的早晨，耶路撒冷西部的巴勒斯坦村庄代尔亚辛在一场噩梦中醒来，这场噩梦不是由无名的阴影策划，而是由那些名字后来被铭刻在一个国家基石上的人所策划。伊尔贡（Irgun）和莱希（Lehi），两个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发起了一场持续数小时的袭击，但留下的伤痕时间未能愈合。至少107名平民被杀害——其中许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但在这场以野蛮定义的大屠杀中，有一个故事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那样突出。

阿卜杜勒·拉乌夫·阿尔-谢里夫（Abdoul Ra’ouf Al-Shareef）只是个孩子。他的父亲哈迈德（Hamed）在村里经营一家面包店。当袭击者到来时，他们要求他将自己的儿子扔进公共烤炉。他拒绝了，他们将他打到昏迷。然后他们带走男孩，在他家冒着浓烟的废墟前将他活活烧死。

这不是谣言或民间传说。巴勒斯坦历史学家和国际观察员收集的幸存者证词证实了这一事件。这是历史记录的一部分，不是因为缺乏证据而被掩埋，而是因为它揭示的真相：以色列国的创建不仅仅伴随着暴力，而是通过暴力构想出来的。对阿卜杜勒·拉乌夫的所作所为并非随机的——这是恐怖主义，符合所有法律、道德和人道标准。

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

根据联合国大会第49/60号决议（1994年），恐怖主义被定义为：

“旨在或计算为在公众中引发恐怖状态的犯罪行为……出于政治目的。”

欧盟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决定（2002年）对此表示认同，将恐怖主义定义为以以下目的实施的行为：

“严重恐吓一个群体，非法强迫一个政府……或严重破坏或摧毁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宪法、经济或社会结构。”

根据这些标准，伊尔贡和莱希的行动——尤其是在代尔亚辛——不是军事行动。它们不是武装对等者之间的冲突。它们是恐怖的犯罪行为，旨在恐吓、破坏稳定并强行驱逐平民，以在废墟上建立一个国家。

针对平民、心理战的使用以及引发巴勒斯坦人大规模逃亡的意图——这些都是故意的、系统的和意识形态驱动的。因此，它们符合习惯国际法下恐怖主义的所有法律标准，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明确规定的标准，该规约将故意针对平民的行为定为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世界的沉默

如果阿卜杜勒·拉乌夫·阿尔-谢里夫是以色列人、欧洲人或美国人，他的死亡将震撼世界。它将登上报纸头版。政治领导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会流泪。谴责会迅速发生，制裁会被威胁，肇事者会被追捕。

但阿卜杜勒·拉乌夫是巴勒斯坦人。他的村庄没有大使馆、没有游说团体、没有国家。他父亲面包店的烤炉没有全球观众。世界以沉默迎接他的死亡——这种沉默至今仍在回响。同情的非对称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失败；它是对一个将无辜者分为生命重要和死亡可以被视为附带损害的世界秩序的道德控诉。

设计中的恐怖：伊尔贡、莱希和国家蓝图

代尔亚辛大屠杀并非异常。它是更广泛的攻击模式的一部分，这些攻击共享共同策略：袭击平民中心、在市场上放置炸弹、针对老人和年轻人，使用极端暴力不是为了赢得战斗，而是为了恐吓一个群体逃离。

• 金大卫酒店爆炸案（1946年7月22日）：耶路撒冷英国行政总部爆炸，91人死亡。
• 大马士革门爆炸案（1947年12月30日）：在拥挤的市场放置的桶装炸弹导致13名阿拉伯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 英国军士克利福德·马丁和默文·佩斯的绞刑（1947年7月）：被绑架、处决并用炸药设下陷阱。
• 维也纳萨赫酒店爆炸案（1947年8月4日）：对海外英国目标的袭击，证明伊尔贡的野心超越了巴勒斯坦。

这些不是绝望的自发行为。它们是预谋的罪行，为了制造恐怖、削弱士气和迫使政治投降而执行。当时的英国政府将伊尔贡列为恐怖组织，并对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悬赏。贝京使用假身份藏匿——不是作为自由斗士，而是作为逃犯。

然而，仅三十年后，贝京成为以色列总理。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创立的赫鲁特党（Herut）成为今天的利库德集团，即以色列的执政党。从代尔亚辛到内塔尼亚胡的线不是象征性的——它是直接且持续的，一个植根于血腥并通过权力正常化的政治血统。

爱因斯坦的警告

在冲突史上最具道德穿透力的干预之一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汉娜·阿伦特和西德尼·胡克等思想家一起，于1948年12月4日向《纽约时报》写信，谴责梅纳赫姆·贝京及其赫鲁特党。这封信明确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策略与纳粹和法西斯政权相比较。

“代尔亚辛事件体现了赫鲁特党的性质和行动……一个在组织、方法、政治哲学和社会吸引力上与纳粹和法西斯党密切相关的政治党派。”

爱因斯坦，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认识到一个建立在恐怖之上的国家不会是犹太人的避风港，而是对他们的诅咒。他的警告未被理会。世界更喜欢奇迹般诞生的幻觉，而不是暴力的真相。

国家的基石

代尔亚辛大屠杀不是独立战争的悲惨副作用。它是国家建设的故意工具，是清空巴勒斯坦的协调运动的一部分。纳克巴（Nakba）——导致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的灾难——并非在真空环境中发生。它通过大屠杀准备，通过爆炸强化，并通过恐怖最终完成。

恐怖主义不是以色列诞生的偶然因素。它是最根本的。

将一个孩子活活烧死在他父亲的烤炉里不是战争行为。这是种族灭绝意图的行为。当这样的行为不仅被容忍，而且被国家地位、合法性和国际沉默所奖励时，我们不仅未能实现正义——我们颠倒了正义。

结论：记忆作为抵抗

今天的世界为冲突的棘手性而绞尽脑汁，好像它源于古老的仇恨或宗教的不妥协。但根源在此，在代尔亚辛的灰烬中，在阿卜杜勒·拉乌夫被谋杀的沉默中，在为强者服务的恐怖主义正常化中。

记住阿卜杜勒·拉乌夫就是挑战我们时代的道德架构。也就是说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不是可抛弃的。由胜利者实施的恐怖仍然是恐怖。保护强者的沉默是共谋。

这也是在回响爱因斯坦的恳求：不要在无辜者的尸骨上构建未来。

正义始于真相。而真相是：以色列国诞生于恐怖之中。除非这一基础被承认，否则血腥将继续——不是因为命运，而是因为否认。